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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。无论是思想达到的高度、深度或广度，朱熹的成就都在宋代理学家中鹤立鸡群。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，朱熹的地位也无与伦比，其思想的原创性足与先秦诸子先后辉映。从1982年开始，我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学位。由于程先生指定阅读的典籍中包括朱熹编纂的《诗集传》与《楚辞集注》，我对朱熹的学术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位长期被教科书说成轻视文学、排斥文学的理学家其实是一位文学大师。于是当我进行学位论文的选题时，朱熹便成为考察的主要目标，最终在程先生的指点下确定以“朱熹文学思想研究”为题。可惜当时我虽已闻知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巨著《朱子新学案》，却一时无法读到该书，于是被迫放弃这个选题。岁月荏苒，等到1977年我从韩国讲学归来，有感于彼邦学界对朱子学术的重视，才决心重新开始研究朱熹。历时两年，撰成《朱熹文学研究》一书。其时程先生年老体衰，目力尤其欠佳，已无法为我审读长达二十余万字的书稿。到了2000年7月，此书出版，但程先生已在一个月前遽归道山。未能让程先生生前见到此书，是我终身的遗憾。但是程先生当年对我的指点，包括选题宗旨及立论基础，仍然保存在全书的字里行间。

《朱熹文学研究》出版已逾二十年，早已绝版，读者求购不得，商务印书馆遂来与我接洽重版。说实话，如今我对朱熹的认识与评价已经稍有长进，但毕竟年逾七旬，精力有限，要想对全书内容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与改写，已经力不从心。但我对朱熹意义的新认识，仍想向读者有所交代。学术随着时代而进步，如今朱熹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，对朱熹的学术地位进行肆意贬毁的不良风气已成明日黄花。在多数的学术论著中，朱熹都被定位为中国思想史上成就杰出的伟大学者，已成公论。但是我认为，朱熹的意义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。

朱熹生平的研究与思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即只对某些最重要的课题作深入研究，比如对性、理等重要概念的辨析；而对其他课题则但开风气，指示门径，并不穷究底蕴。保存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，不知凡几。若加深究，不知能著成几文、勒成几书。但朱熹仅以只言片语点到辄止，从而给后学留下无数的论述佳题。所以如此，当然有无法回避的客观原因，比如时间有限，精力不够，甚至是政途坎坷，心境不宁，等等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是否也有其主观的原因呢？我认为是有的，那就是朱熹并不将著书立说看成最重要、最急迫的人生职责，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著作等身视为名垂青史的主要手段。朱熹博学多才，他的古文写作在当时就享有盛名，他的诗歌在钱锺书看来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诗人的行列，《朱文公文集》与《朱子语类》说明他知识渊博，观察敏锐，思想深刻，完全有能力写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专著。然而朱熹却把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职，在这方面，孔子就是朱熹心中的最高典范。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，朱熹即赞颂说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”，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。他声称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，所谓“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”，就是对《诗经》的研究与整理。朱熹也是如此，他在“述而不作”的方面与孔子心心相印。朱熹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此书耗费了他大半辈子的心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“自三十岁便下功夫”，前后经过“四十余年理会”。朱熹文学天赋极高，但他并未多花心思从事诗文写作，也没有撰写诗话一类的文学论著，却用毕生精力编纂《诗集传》与《楚辞集注》。庆元六年（1200）二月，重病在身的朱熹赋诗一首：“苍颜已是十年前，把镜回看一怅然。履薄临深谅无几，且将余日付残编！”据朱门高足蔡沈说，直到朱熹去世的三天之前，他还“改《大学·诚意》章”，“又修《楚辞》一段”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后世最通行的儒学读本，《诗集传》与《楚辞集注》成为后人读诗、读骚的重要版本，这是朱熹毕生事业的最大成就，是他对传承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。

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，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。一个民族要想繁衍昌盛，永世长存，敬畏传统、传承文化便是最可行的生存策略，整理典籍、传播观念便是最有效的操作方法。像孔子一样，朱熹也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。拙著《朱熹文学研究》虽然水平不高，但对朱熹著述活动的叙述比较详细，对朱熹学术精神的归纳尚称准确。在普及古典名著、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精神的今天，拙著的重版或许有所裨益，希望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勉。